流行音樂要的是真誠

七月三十日晚上十點，台北的「野台開唱」舞台上，美國女歌手 Michelle Shocked 以一把吉他和她的小喇叭手 Rich Armstrong 作了精湛演出，震撼了在場所有聽眾的心。「我是美國人…如果你們在追求獨立的道路中，把美國當成你們的朋友，那就錯了！…請不要讓你們的前途斷送在賣武器的戰爭販子手上！」

令台下觀眾震懾的，不只是 Michelle Shocked 這番強烈表述的開場白，尚且在她言之有物的歌詞中指涉了政治社會議題，如女性的自主、愛情的虛實樣貌、年輕寡婦的戰爭控訴等，輕易流暢地融入在街頭爵士樂、高山鄉村昂唱、民謠吟遊詩人敘事風格等多樣而豐富的曲式中，讓觀眾為之心馳神迷。如此的感動，對比於近日阿妹北京演唱會的風風雨雨，和媒體競相加油添醋的報導，讓我們見識到了流行音樂的真誠與偽善。

也許有人會說，Michelle Shocked 是知識分子，而阿妹只是個「盡全力表演」的流行歌手，不能等同視之。以下我舉幾個例子，反駁如是說法。

八○年代末，正當 Michelle Shocked 打進主流市場，聲望如日中天時，唱片公司想投下一百萬美金為她加持巨星地位，卻被她一口回絕。她反而要唱片公司將這筆錢的百分之九十投資於有創作力卻無名氣的新藝人。再者，當布希政權違反美國民意，執意出兵入侵伊拉克之際，美國陷入新麥卡錫主義、愛國沙文主義的獵殺氣焰中，她卻與地方社群團體、流行歌手一起巡迴，一邊唱歌、一邊辦工作坊，力圖發出反戰的聲音。

反觀九○年代崛起的「國際巨星」阿妹（比唱片銷售量，阿妹不會賣得比 Michelle Shocked 多；她的跨國可樂廣告才是國際化的指標之一），在七二水災的義唱上，努力從門票與樂手的慷慨解囊下募得一百萬元。巨星作善事，總是不會直接從她們天文數字般的收入中拿出款項，老是要大張旗鼓地吸引媒體注意，「懇求」歌迷共襄盛舉。更諷刺地，作為一個原住民，阿妹從不以族群人格介入公眾事物，還要中國支持者在北京演唱會場外來個「藉由張惠妹演唱會表達我們支持台灣原住民對於正義的訴求，也強烈抗議呂秀蓮發表不當言論污衊高山族同胞。」真是令人錯愕的場景！

五年前九二一地震後，阿妹的巨星位置正如日中天，媒體呈現身為原住民的她，風塵僕僕地訪問原住民災區，與原住民小朋友擁抱哭泣的畫面，還有小朋友拿出「逃過一劫」的心愛的阿妹剪報，與偶像分享。據筆者當時親訪那個部落，才知道這感人畫面都是「事先演練」而來的。我寧可相信阿妹本人並不知道，而一切都由唱片公司或是經紀公司事前與小孩子套招而成的！

拿阿妹與 Michelle Shocked 兩相比較，意不在詆毀前者，恭維後者。只想藉此說明，關於音樂與政治的爭辯中，我們經常錯誤地將政治與音樂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實踐，然後從歌手的作為中檢視兩者的關連或是互不相干。試想，阿妹在中國的電視媒體「低聲下氣的認錯」不是十足的政治表態嗎？耗資兩千萬的表演與媒體的「解套」，以及來自中國市場歌迷的壓力與中國政權對「綠色藝人」的恐嚇，不正說明音樂就是政治實踐的一環嗎？而身為公民，歌手的表演與日常實踐，不也體現政治態度？

有人說，這正是流行音樂與搖滾樂的差別，前者重視「秀」，後者重視「精神」，從而將流行音樂的歌手視為是沒有社會與政治人格的人，一方面又將搖滾樂歌手過度美化。筆者以為，評價音樂的好壞，是聽眾品味、鑑賞能力的養成，但這能力所形成的聽眾群，絕不等同市場銷售數字，聽眾（歌手更是）也不該被「唯利是圖」的宣傳煙霧彈蒙蔽。

流行音樂的真誠與情感的觸動，有時真的只需要一把吉他，一支小喇叭，就遠勝過千萬篇政治論述與宣傳，更無須耗資千萬、光鮮亮麗的舞台與凝視肉體慾望的勾引；流行音樂的偽善，在「巨星體制」的運作中，讓我們嗅到了投機主義下的銅臭味，以及巨星們的利用與消耗。

written by 何東洪博士﹝地下社會股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系助理教授﹞

p.s. 本文亦刊於 8 月 2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目前後續回應的文章有唱片工作者徐月雲的
《有想法的歌手台灣缺貨中》、政大研究生鄺采芸的《何謂真誠與偽善？》